老武昌城，是全國興辦紡織工業最早的城市之一。早在張之洞督鄂時期，即從武昌鲇魚套至平湖門，創辦了紗、布、絲、麻四局。民國初期，武漢工商業者從武昌大堤口至下新河，先后開辦了第一紗廠、震寰、裕華三大紗廠。
　　
　　第一紗廠是辛亥革命后武漢第一個由民族資本家創建起來的紡織廠，彼時其規模華中第一。
　　
　　第一紗廠的創辦者李紫云，一生伴隨第一紗廠的沉浮而終結。如今的第一紡織廠早已經消失，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記憶，但是第一紗廠的建設者李紫云的第四代后人——李廷惠，這些年一直在尋找有關他的足跡，以及第一紗廠的命運的起伏變化。
　　
　　第一紡織廠的建立
　　
　　1958年5月一天，李廷惠聽說自己曾祖父的弟弟——李紫云的墳墓將被遷移。而李紫云在當地早已算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13歲的李廷惠跟隨圍觀的村民一起，目睹一群并不認識的人挖開太爺的墳墓。
　　
　　“他的墳墓就在李家墩(現叫徐東村)，面朝沙湖，后依長江，東臨二郎廟，大概有60多平米，在一園型圍堤的家族墓群正中間，立著一個很氣派的墓碑。”李廷惠介紹，讓旁邊的人驚訝的是，31年后，他的尸體竟然還保存完整；消瘦的身體，個子矮小，穿著藍色朝服，頭上戴著龍方帽子，其帽子的正上方有一塊藍玉。
　　
　　他安詳的面容讓李惠廷記憶深刻，這是他唯一一次見他，也是從那時起開始關注自己家族中的這個傳奇人物。
　　
　　李廷惠的父親李朝燦是李紫云的親侄孫子。從小就開始在李紫云創辦的第一紗廠上班，從底層的工人慢慢做起直到做到第一紗廠的管理人員。而這一路走來并沒有因為自己祖父是第一紗廠的董事長，更多的還是靠自己的能力。他父親見證著第一紗廠的起伏變遷，在李廷惠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曾斷斷續續的講述過關于李紫云的事跡。
　　
　　“李紫云那時候對待自己的親人特別的嚴格，在他的廠子里做事也一視同仁，我們家并沒有因為他是紡織廠的董事長而沾光。父親很小的時候為了給家里掙錢，到他承辦的第一紗廠做童工，主要負責給工人送開水，由于個頭小不小心把水桶撞翻，父親的小腿被大面積的燙傷，舍不得錢治療，后來一直就用白色的紗布包裹著，沒想到腿上的這個傷疤，最后成了致命的傷疤，李惠廷父親68歲那年因這塊傷疤癌變而離世。”李廷惠說。
　　
　　“李紫云，又名李凌，大名李永生。他的真名李永生，很少有人知道，這也是我第一次說。”李廷惠介紹，李紫云是武漢青山李家灣人，祖籍湖南，青少年時期當過學徒。1894年在漢口賣鴉片起家，后開“富康隆”煙土店。由于煙土價格逐年上揚，李紫云的營業規模日漸擴大，先后在上海、長沙等地設莊收購，30歲出頭便坐擁了百萬資本。
　　
　　宣統三年，李紫云任漢口商務會(后稱漢口總商會)會總經理。辛亥革命，李紫云積極支持起義軍。首義之時，連夜將數十擔饅頭、酒肉送至起義軍營地，犒勞軍士，并曾10萬銀元給起義軍，以濟軍需。黎元洪贈給李紫云一副對聯云：“財力雄厚，協助共和。理事明通，贊同起義。”
　　
　　辛亥革命后，李紫云繼任漢口總商會總經理。因此與當時漢口工商界，全國工商界知名人士，交往日密，通過接觸，使李紫云眼界逐漸開闊，日益感到辦工業，更有利于國計民生，且利潤豐厚，擬將資金轉向工業。由搞煙土轉到辦工業，這在李的一生中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使他成為當時華中地區大紗廠的創辦人。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幾個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忙于戰爭，暫時無瑕東顧，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正是我國發展民族工業的良好時機。
　　
　　湖北棉花生產居全國第三位，機器紡織的棉紗、棉布，現已取代了農村手工紡織的土紗、土布，漢口成為市紡、布的主要銷售市場和轉口碼頭；武漢為九省通衢，水陸交通要道，是華中經濟中心，原材料、貨物集散之地；而當時市場上的紡布，主要是日本、上海運來的，本大無較大紡織廠。
　　
　　李紫云發起武漢經營錢莊、鴉片煙土等行業的資本家，特別是他們經營煙土等業務中發了財。為了謀求資金的出路，看見紡織工業有利可圖，都想另外組織一個規模大的紗廠，必可獲得更大的利潤。
　　
　　1914年，李紫云開始籌備漢口第一紗廠，共集210萬兩。李紫云個人投資60萬元銀元，因數額最大而被推選為股東會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定名為：“商辦漢口第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李紫云的紗廠開始了一波三折的經營歷程，而他本人的命運沉浮從此也和紗廠緊緊相連。
　　
　　籌備第一紗廠
　　
　　在籌備第一紗廠中，面臨著選擇廠址和訂購機器問題。在當時，土地私有制，存在著“寸土不讓”、“有錢難買不賣貨”的思想，因此，凡屬適用的土地雖出高價亦不易購得。選定的廠址在武昌武勝門外曾家巷江邊，原系奧國洋行買辦孫姓所得購置，預備給奧商在武昌開辦自來水廠之用。因武昌不準許外國開辟租界，經過多次交涉，買辦將全部土地1萬余平方，以每平方價格銀幣50元賣與第一紗廠，于1915年開始建造廠房。
　　
　　當時世界紡織業，最發達的國家是英國，它制造的紡織機械，在世界上負有盛名，紡廠的設備多依賴于英國安利英洋行進口。于是李紫云委托漢口英商安利英洋行從英國代為訂購機器。也就是這個決定，給一紗廠帶來帝國主義的陰影。
　　
　　訂購的紗錠是4.5萬錠，織布機600臺。按計劃，托安行代購的機器，本于1916年春即運抵上海。當時由于正處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上海紡織機器的現貨價格飛漲，英商貪圖高利竟將一紗廠訂購的機器轉售給上海鴻章紗廠。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外國傾銷減少對于國內的紗廠來說，無異于賺錢的黃金期，機器的耽擱讓成立之初的第一紗廠只能無奈地看著機會白白流走。
　　
　　1919年8月，安利英洋行才將訂購的全部機器及動力設備等運到武漢，并由上海安利英洋行派工程師來漢安裝機器。同年冬，工廠終于開工。
　　
　　當時，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外國棉紗、布匹尚未大量進口，第一紗廠出產的紗、布曾經暢銷一時。同時，工廠在開工頭兩年，從機械設備商，技術力量商，生產管理商均處于較佳狀態。在1920——1921年兩年之間，即獲工盈利白銀130萬兩，折合銀元180萬元。
　　
　　獲利后，李紫云除將盈余轉為第一紗廠股金外，還創辦了其他企業，銀行、米行、銀樓、藥店都有涉及，并購置了大量的房產，僅積慶里就有房屋118棟。
　　
　　第一紗廠的投資人多數是經營商業起家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商業資本，與外國的資本家比起來，其資力畢竟還是薄弱的，辦工業的經驗也是缺乏的。他們看見當時市場形勢很好，有的人獲得了暴利，于是走上了盲目擴張的道路。向安利英洋行等處借債籌建南廠，訂購紗錠4.4萬枚、布機700臺，將企業擴大一倍，妄想將來獲利償還。結果事與愿違，不僅利潤無著，債款無力償還，而且利息逐日增加。
　　
　　據30年代的統計資料載明：第一紗廠北廠和南廠的生產規模很大，紗錠共為8.8萬枚，布機共1200臺，均為英國出品；鍋爐為美國法蘭克牌，馬力5000匹。日需煤90——100噸；細紗機232部，粗紗機227部，松花機8部，打花機4部，彈花機9部。布的銷路是上海寧波天津營口等地，紗的銷路全國各地。原有工人總數為7800余人，女工占62%，男工占25%，童工占13%。生產能力每日可出紗約200件，布約1100匹。
　　
　　第一紗廠的南廠于1923年建成后，開工之初，國內紗布市場的有利形勢，已逐步逆轉。這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經過了數年的戰后恢復。商品生產擴大，爭奪國際市場，尤其是半殖民地的中國市場，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更卷土重來。當時進口商品中，以紗布占最大比重。因其廉價傾銷，打擊了我國新興的紡織工業，特別是日本乘歐戰之機，大肆向我國擴張，不但傾銷棉紗，而且在我國廣設紗廠，1924年又在武漢設立泰安紗廠，中國的棉紡市場幾乎被日商壟斷。
　　
　　這時第一紗廠雖然是武漢的唯一大廠，但由于產品滯銷，質量較上海差，有時倉庫堆存棉紗竟達萬件之多，價格跌落，資金周轉不開，負債日重。加之第一紗廠的各個負責人商業經驗較多，對于工業生產的管理知識缺乏，浪費嚴重，特別是牽涉到技術問題，如工業用棉，產品質量，技術水平，生產效率等等方面，無能為力，以致經營管理不善，經濟危機一天一天加深。

　　所欠安利英洋行的第二次訂購機器的價款無法支付，利息則日日增加，廠方債臺高筑，除向銀行，錢莊信用貸款以外，甚至還向紗號借用短期貸款，其利息比市場一般要高。遂已一再裁員減產，仍無法挽救，與1924年關廠停工。至1924年6月底虧銀行幣40萬余元，
　　
　　停工以后，由于第一紗廠是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不負連帶責任。招股既無人投資，賣廠亦無人承租。于是第一紗廠值得將全部廠房和機器提交安利英洋行做抵押，向安利英洋行行借款，維持開工。截止1925年6月止，欠安利英的債款本息，共計330余萬元。
　　
　　1926年北伐軍到漢，工廠適在戰火之內，停工1月余，加之棉花堆棧被燒，隨時甚巨，工虧銀幣110余萬元。戰事稍平，工潮又起，急需復工，以維工持人生計。乃于1927年初，召開臨時股東大會，討論資金問題，決議，仍須繼續向銀行借款，以資周轉。此時日貨大量傾銷，武漢棉紡市場蕭條，16支紗每件由270余元降為210元左右，難以獲利。
　　
　　1927年9月，而由于現金集中，金融阻滯，銀行借款漸次縮小范圍，以致第一紗廠經濟愈形困窘。同年9月，銀行以第一紗廠虧累過深，停止借款。第一紗廠被迫第二次關廠停工，共計虧銀幣150余萬元。第一紗廠經營失敗，李紫云的資本鏈斷了，經營的其他企業也開始虧損，最后不得不將自己漢口同善里的100多棟房產抵押出來償還債務。
　　
　　最終也無濟于事。而隨之，同年，李紫云因憂憤成疾，投井而死。
　　
　　安利英洋行的控制
　　
　　第一紗廠為了借款，早已將廠房和機器抵押給安利英洋行，第二次停工以后，又恐時間拖長，機器銹爛，乃由代理董事長與安利英洋行商議復工問題。雙方議定：由安利英投入流動資金100萬元，業務由第一債權人安利英主持，經濟由第二債權人浙江興業銀行負責，董事會負監督負責，所獲盈利，首先還還安利英債務，如有虧損仍歸第一紗廠負責。合約簽訂之后，以債權人名義與1929年接辦復工。
　　
　　安利英在訂購機器時已經獲了厚利。又利用債權，一方面重利盤剝，將新舊所欠的債款及投入的流動資金，到最后結算時，積欠安利英的債款本息總數將近銀幣1000萬元，另一方面是竊取了第一紗廠的業務控制權。
　　
　　安利英取得第一紗廠的控制權以后，千方百計謀取本身的利益。所用的機器物料及棉花，只能由安利英獨家供應，開價多少就是多少，其利潤數字，即使是派來的人也無法確知。事后發現，安利英任意提高物價，攫取暴利，而使第一紗廠損失加重，。財務方面，雖然限定由浙江興業銀行一家負責，但安利英派有會計監督，其中利益，只能由其雙方解決。
　　
　　在1929年復工后，農村生產漸入正軌，城鄉物資急待交流，所以1930年會計年度核算，尚盈利約20萬元。正準備發展業務，不料1931年慘遭大水，武漢頓成澤國，加之青山堤潰，廠內被淹，暫行停工20余日，共計損失銀幣20余萬元。接著就是東北“九?一八”事變發生，全國震動，金融緊縮，商業凋零，半年營業毫無起色。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忽起，棉紗市場稍好，業務略有進展。淞滬停戰協定簽字，日本棉紗又大肆減價傾銷，1933年度虧銀幣80余萬元之巨。無奈頹勢難以挽回，至1935年止，總共虧損約400萬元左右。不但所欠債款豪未減少，而且積欠利息200余萬元。終因不能支持，于1935年底第三次關廠停工。
　　
　　1936年10月，精鹽業資本家、曾任漢口市商會主席黃文植組織復興實業公司，商得最大債權人安利英洋行同意，接辦第一紗廠。合同規定：并無固定租金，如有盈利，以60%代替原股東償還安利英洋行等債務，以40%歸復興公司股東所得，如有虧欠不與第一紗廠股東相涉。
　　
　　自“九?一八”事變后，抵制日貨運動已在全國逐步展開，商店封存日貨，群眾拒買日貨，這一運動隊武漢棉紡業的生存發生了積極作用，復興事業公司承辦第一紗廠后，不久，抗戰爆發，日紗減少，津滬各地淪陷，內地原棉銷路日窄。花賤紗貴，復興實業公司生產的紗、布供不應求，因而獲得了空前的巨大利潤，總共達到1000余萬元。據1938年3月底統計，第一紗廠共欠安利英洋行554.36萬元，又利息295.97萬元。在復興實業公司承辦期間，總共代替第一紗廠償還安利英洋行533.64萬元，又美金1341元。至此，第一紗廠尚欠安利英洋行約300余萬元。戰爭接近武漢，第一紗廠由于抵押權沒有贖回，不能將機器拆遷內地。復興實業公司宣告結束。將全廠機器、生財及價值32.76萬元的物資，交由債權人安利英洋行代管，第四次關廠停工。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安利英洋行以抵押權的關系，將第一紗廠屋頂繪上英國標志，。1941年12月太平洋(601099,股吧)戰爭發生，在漢英美產業被日軍奪取，第一紗廠亦由安利英洋行在日本領事館監督下，交由泰安紗廠管理，占領以后曾遭到美機轟炸，損失重大。
　　
　　1945年日本投降，安利英洋行企圖控制一紗，提出把它的債權全部轉為股權，但未能得逞。1945年底，李紫云的第三個兒子李薦廷回漢接收一紗廠，并拉攏大股東成立“復工委員會”，自任主任委員。他獨攬大權將該廠當作個人揮霍浪費的金庫。1946年底，一紗舉行股東大會選舉李薦廷為常務董事。從此，一紗成為官僚，政客與資本家相勾結的典型企業，變成他們巧取豪奪，營私舞弊的場所。
　　
　　于1946年5月初步開工，到年終逐步開到7萬余錠。當時，內遷的工廠因交通運輸緊張，多未復員，物資供不應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外國貨物不及進口，第一紗廠業務好轉，三年中獲利約值銀幣400余萬元。
　　
　　抗日戰爭勝利后，安利英洋行勢力趨于衰弱，此時對于第一紗廠只有一個愿望，就是清償債款。經過半年多時間，1948年，以1400件20支紅獅球牌棉紗了清全部債務，贖回抵押權，按當時紗價計算，約值銀幣30多萬元。安利英迫于形式，怕拖延下去，或將全部落空，所以不敢堅持過高要求。從此，第一紗廠擺脫了安利英洋行的長期控制。
　　
　　官僚資本的掠奪
　　
　　第一紗廠擺脫了安利英洋行的控制后，絲毫沒有得到自由的發展，只是改頭換面，被新的掠奪所宰割而已。
　　
　　抗戰勝利后，物資極端缺乏，通貨惡性膨脹，第一紗廠的紗、布不能滿足市場需要，無產了投機囤積、買空賣空的現象。第一紗廠也以出賣空頭紗單的經營方式，既可以吸收現金，其價值約折合黃金7000兩之多，引起了官僚們的垂涎。同時，第一紗廠股東之間發生了派系斗爭，個不相讓。
　　
　　1949年初，李薦廷等主要負責人將庫存棉紗大批運往廣州，造成武漢棉紗市場大混亂，形成轟動全國的棉紗大騙案。
　　
　　1949年，解放戰爭迫近武漢，其主要的負責人逃離武漢，工資欠發一個月，廠內原料空虛，資金無著，于1949年4月第四次關廠停工。
　　
　　解放前夕，第一紗廠停工，6000余工人生活發生問題，乃自組工干會，經過協商希望重新開業，但因產品利潤不能維持開支，湊集的現金也不夠周轉，無法維持下去。國民黨軍隊撤退武漢前，妄圖破壞第一紗廠廠房和機器，廠中職工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進行護廠。
　　
　　武漢解放后，軍代表駐廠，派員與第一紗廠留漢的董事和股東聯系，于1949年6月2日召開股東大會，選舉成立的新董事會，在黨和軍委會的大力扶持下于同年6月14日開始復工。
　　
　　至1950年5月，第一紗廠因人力物力不足，不能積極發展生產，扭轉虧累，于5月5日召開股東大會，申請將第一紗廠批準為公私合營企業。改名為武漢第六紡織廠，簡稱國棉六廠。后來又幾經周折于1999年被一棉集團收購，隨之曾經轟動一時的第一棉紗廠的命運走向終結。
　　
　　今年66歲的李廷惠，畢業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曾在湖北省南漳縣紡織工業局做副局長，四年任期內勤奮工作使紡織行業迅速發展，該縣的紡織工業總產值翻了幾番。多年來，他通過圖書館、檔案館等多種方式收集關于李紫云人生經歷，只是可惜他的后人大多數已經移居國外，現在已經聯系不上了。
　　
　　“我之所以搜集他的資料，不是因為他當時做的有多成功，而是李紫云身為富商，上世紀60年代支持辛亥革命，敢為人先舉辦實業，贊助教育。”李廷惠介紹，李紫云在1915年重修過北洋橋；1923年為修筑武昌縣西北江堤捐資300萬串，占工程款一半；曾出賣房產8棟作為武昌青山永豐鄉小學基金，并創辦了紫云小學，永生中學；對漢口慈善會、漢口梅神父醫院均有捐助。他一邊翻開資料，一邊指著跟記者說：“他做的這些好事檔案館都有記載的。”
　　
　　在采訪完記者準備走的時候，李廷惠深情的對記者說：“作為一個商人不僅僅是把生意做成功就好了，關鍵是成功后要回報社會，希望他身上的那種開創精神能夠讓更多的人知道，讓更多人去學習他的這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