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期在企業采訪中感受到，“劉易斯拐點”已經成為與紡織產業結構調整密切相關的高頻詞。目前，國內外經濟學界對這一經濟現象也由爭論轉為共識，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在中國出現，東部沿海地區表現最為明顯。“劉易斯拐點”直接表現為勞動力成本顯著上升，用工由充裕變為短缺，這種情況將持續五至十年。
　　
　　這一觀點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提出。他認為，隨著勞動力數量的增長，農業部門中存在大量隱性失業。當工業部門提供較高的既定水平工資時，農業部門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而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業部門不斷擴張。由于在既定工資水平上，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工業部門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將所獲利潤轉化為再投資，規模不斷擴大直到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吸收完為止，此時工資便出現了由水平運動到陡峭上升的轉變，經濟學稱之為“劉易斯拐點”。對這一現象最為敏感的是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對于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起到強力催化的作用。
　　
　　東部發達地區首先面臨考驗
　　
　　記者在江、浙、粵、閩等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采訪時發現，那里勞動力成本上漲、用工短缺現象最為明顯。佛山新光針織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佛山地區紡織企業的用工狀況越來越緊張。近兩年來，元旦、春節放假后返鄉農民工不返工的現象經常出現，而且相當普遍。同時，工人要求漲工資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企業為了穩定生產，一般都盡量滿足工人的要求，但企業人工成本大幅上漲，加之原料、能源等綜合成本不斷上升，企業的負擔也越來越重，特別是中小企業難以承受。”該負責人告訴記者。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不可避免，紡織產業發展也面臨著一次重生。廣東浪登服裝有限公司負責人認為：“那些粗放而低技術含量的增長點，該萎縮的盡管讓它萎縮；那些僅僅看重我國廉價勞動力的資本，該走的盡管讓它走。失去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們能夠實現產業升級，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產品附加值，把傳統制造業改造為先進制造業，就能提高核心競爭力。”
　　
　　一些企業家認為，“劉易斯拐點”是一個形成健康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良好契機。江蘇陽光集團董事長陳麗芬在談到當前行業用工荒問題時說，一方面，用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短缺或制度短缺，需要我們在保護民工權利方面做更多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強教育供給，尤其是職業技能教育供給，提高勞動力質量和水平，滿足產業升級后的勞動力市場需求。
　　
　　業內專家提出，“劉易斯拐點”出現，使長三角、珠三角“用工荒”提前了20年，并特別提醒，東部地區實行紡織產業轉移時，調整要適度，以防過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以致重新出現勞動力大量過剩的局面，即發生“劉易斯拐點”逆轉。這樣對產業發展以及社會穩定將造成不利影響。
　　
　　對此，深圳藝之卉集團董事長周勝認為，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有效對策是用高端人才發展高端產業。我國紡織服裝企業可以考慮就地升級，向自主品牌、高附加值方向發展。但是必須優先考慮的是，由于人力資本要求較高，企業在創新環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也必須作出相應調整和改善。
　　
　　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否將優勢殆盡
　　
　　2010年以來，中國用工短缺變得十分突出。據相關部門測算，2010年低端工人工資暴漲近四成，而且在今后三四年會繼續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漲。其實，中國目前還沒有到農民工絕對短缺的地步，只是農民工流向發生了變化。在2005年，70.3%的農民工流向沿海地區打工，中部與西部各占14.4%及15.0%。在2009年，隨著工廠生產線內遷和基礎設施項目啟動，中西部出現許多新的就業機會，吸引了農民工總數的17.0%及20.3%，而留在東部打工的農民工占比則減少至62.5%。同時，內需市場（尤其是服務業）火暴，對低端勞工需求甚旺，又搶走了沿海制造業的一批工人。同時，農產品價格上漲，也多了一批留家務農的農民工。
　　
　　簡而言之，在“劉易斯拐點”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漲工資也會有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漲工資就找不到合適的員工。今年春節后，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東珠三角地區用工缺口達200萬人。常年約有1200萬農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現了“用工荒”。當地的企業家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為內地普遍現象，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加速喪失用工成本優勢。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勞動力市場出現“劉易斯拐點”的信號。
　　
　　在采訪中企業對這種現象還存在另一種看法，他們認為，“用工荒”并非意味著傳統勞動力密集產業加速喪失優勢。且不說中國制造業的工資水平還不到美國的1/10，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優勢不會立刻喪失；更不用說中國的勞動人口總量巨大，有一種預測數據顯示，到2030年仍有9.7億人，比現在的總量還要大，屆時勞動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67%，仍高于現在的絕大多數發達國家。
　　
　　對于這兩種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作出較為權威的判斷，他談到，雖然能夠斷言“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但我國在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優勢會長期保持。
　　
　　以合理的產業政策解決拐點問題
　　
　　一些出口型企業的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在“劉易斯拐點”出現的初期，應該盡量避免資本深化的過早發生，應該通過勞動力使用傾向的創新，保證豐富的非技術勞動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當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不存在，實際工資開始大幅度上升時，在經歷了資本淺化式增長之后，才出現資本深化。這正是日本的成功經驗所在。
　　
　　我國的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還相當大，農業勞動力在總的就業人口中的比重超過50%，這一現實決定“劉易斯轉折點”在我國將表現為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決定了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不能放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發展戰略，而應根據國際產業的變動情況，實行勞動力的使用創新，提高工業對勞動力的吸納水平。
　　
　　江蘇陽光集團董事長陳麗芬，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對這一經濟現象頗有研究，她認為，“劉易斯拐點”帶來的最大轉變，是企業要在技術含量、品牌建設上多下功夫，只有依托產業升級才能解決難題。一是勞動力轉型，政府應加大勞動力培訓，提升人力資本，調整勞動力結構，通過發展技工教育、職業教育等，提高勞動力的就業技能，這既符合公正原則，也符合市場原則。二是企業應該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行技術革新，就算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也是大有可為，過去兩個人的活兒，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讓一個人完成。
　　
　　陳麗芬說：“從經驗上來看，‘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如果是市場充分選擇的結果，那么，一個經濟體必然會孕育出一群創新型企業家，開拓更多的新興產業，起到積聚人才、提升整體產品素質的作用。在轉型升級過程中，企業有獨特的眼光，看到勞動力優勢不再存在的時候，就會開拓自己新的方向。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也是靠勞動密集型產業賺錢，之后經濟起飛，勞動力開始短缺，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跟中國現在的情況很像。日本面臨‘劉易斯拐點’時，政府的很多具體做法可以為我們所借鑒。”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中國目前很像日本上世紀60年代的情況。當時日本為了解決“用工荒”，增加設備投資，向資本密集型轉移，而且日本的銀行提供貸款、投資技術革新，使中小企業迅速分化。就在那個時候，一些中小企業奠定了成為國際性大企業的基礎。比如，索尼公司在上世紀60年代崛起，購買了美國的收音機專利技術進行改進，walkman從此誕生，卡西歐計算器也是如此。總之，日本經濟在上世紀60年代成功轉型，中小企業活力倍增，利潤率甚至高于大型企業。
　　
　　面對令國內紡織企業還頗為困惑的“劉易斯拐點”，我們應該從日本的成功經驗中學點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