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棉花臨時收儲制度就將終結，數千元的國內外高棉價差有望收窄。可是不少棉紡企業向記者反映，還是“要逃走”，把工廠搬到東南亞、非洲、美國的地界上去。
　　
　　既然政策利好，為啥企業還要“外逃”?一位企業家的話道出了原委，“包括進口配額在內的一系列棉花政策就像是企業頭頂的堰塞湖，早晚要致命，早逃才有希望。”
　　
　　紡織業是中國最早參與國際競爭，并取得了較強比較優勢的行業。棉花是國際市場上可以自由交易的大宗商品。然而，高度市場化的中國棉紡企業并不能隨意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來自由配置棉花資源，平抑成本。因為中國的棉花市場還保留了計劃經濟的做法。
　　
　　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各種棉花政策制定的初衷都是減少進口對國內市場的沖擊，防止棉價大起大落，保護處于弱勢的棉農的利益。然而，與制定進口配額的年代相比，中國棉紡產能增加了4倍多，配額指標遠遠不能彌補供需缺口，導致絕大多數企業都需繳納高達40%的滑準稅。與初次制定收儲價時相比，政府現在托市的棉價每噸超出了國際市場價5000元，企業不得不變進口棉花為進口棉紗，致使中國棉花種植面積連年縮小，棉花質量也日漸下降，政策既未惠棉農，還傷及棉紡。
　　
　　棉紡業正在上演的悲劇，恰是“市場”為“計劃”埋單的縮影。市場經濟之所以更為高效，是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價格高低是經營者、生產者、消費者和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自愿形成。這樣形成的價格可以促進合理化分工，自動調節供需，從而引導所有參與者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效益。而所謂配額制、收儲制，事實證明，無論初衷多好，由于通過行政手段扭曲的棉花價格，無法真實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供求關系變化，人為削弱了企業判斷市場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最后只能是肥了一批指標倒爺，毀了中國紡織業的國際競爭力，把市場拱手讓給了競爭對手。
　　
　　留住優質企業，發展實體經濟，各級政府都想多做些事情，但是政府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是裁判員，不是家長，不能總把產業當孩子。盡管行政手段是最立竿見影的調控手段，但種種以愛護為理由的行政干預，對市場和企業造成的傷害更大。尤其是在產業關聯度越來越高、資源配置全球化越來越深刻的今天，對任何單一產業的行政保護都有可能對其它一眾產業造成嚴重的打擊。
　　
　　真正優質的企業深諳“找市長”不如“找市場”。與財政補貼、土地優惠等政策相比，他們更需要的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而這個環境最重要的基礎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而至于如何抗住市場里的大風大浪，特別是要素價格的大起大落，市場里自有大量的避險工具，例如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交易就是不錯的選擇。
　　
　　如今，臨時收儲已變棉農直補，棉花政策已在兼顧農民利益的條件下，向市場化邁進了一大步。那么增加并逐步取消配額理應盡快提上日程。畢竟，如今海外市場的“招商”條件都相當誘人，要留住好企業，政府就得把準脈、開良方。正如某位謀求“外逃”的老總所言，“政府真的不用老來問我需要什么優惠才肯留下來，我們什么都不要，只要松綁，給我們自由。”